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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鹿鸣副教授到访我院
发布时间: 2017-05-20  

201751819时至21时,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仇鹿鸣老师到访我院,并在后主楼1932B以“新旧《五代史》校勘释例——兼谈对古籍校勘尺度的若干思考”为题作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我院华喆老师主持,徐畅老师亦有出席。

 

讲座伊始,仇老师先向大家介绍了当下正在进行中的二十四史点校本修订计划。仇老师坦言,学界对于修订计划多有谨慎的声音,认为不论是以当今学者的积累与功力,还是以当今学界浮躁的氛围,都难以取得超越老一辈学者的成果。因而,他们在推动二十四史点校本修订计划时都是抱着如履薄冰的心情进行的。

不过仇老师也欣喜地指出,如今进行修订工作确有四方面的有利条件:一则限于时代,老一辈学者所能利用的唯有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大图书馆等国内主要图书馆藏有的善本;而如今国内的善本普查情况已远胜于当日,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的善本资源也可资利用。二则老一辈学者点校二十四史时多采用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方法;而八十年代以后,底本式校勘渐成为学界的主流,因而在新方法的指导下也多有改善的空间;三则三十年来,学界涌现了大量的纠订论著,在此次修订时都可以加以收集和吸取;四则老一辈学者在进行北朝四史的点校时便大量利用了出土的碑志材料,此次修订可以进一步推广老一辈学者的这一方法。

讲座的第一部分是围绕《旧五代史》点校本的修订工作展开的。

首先,仇老师向大家介绍了《旧五代史》本身的情况。《旧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辑佚书,而当年四库馆臣用于辑佚的《永乐大典》主体也已经亡佚。就版本系统而言,一则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原本已经不存,但孔荭谷的录副本(孔本)依然得见;二则四库馆臣进呈给乾隆帝的缮本经1921年熊罗宿影印得以流传(影库本),而邵晋涵携出的工作本(邵本)、彭元瑞携出并以《册府》校勘的钞本(彭本)与抱经堂卢氏钞本(卢本)都源于此;三则乾隆四十九年底最终完成了武英殿刊本(殿本),而百衲本影印的刘本正是据殿本大量校补卢本而形成的。

继而,仇老师向大家介绍了老一辈学者点校《旧五代史》的基本情况。《旧五代史》的校勘工作最初由陈垣先生和刘乃和先生负责,具体的体例制定者不明,至于复旦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则是胡裕树先生和顾易生先生。在具体操作上,采用了底本式校勘的方法,在避免重复的情况下汇集了殿本、孔本小注、影库本粘籖、影库本批校、《旧五代史考异》,事实上形成了清辑本系统中的汇注本。老一辈学者为了完成《旧五代史》的校勘工作,还利用了《永乐大典》原卷的胶卷以及《册府元龟》的宋本毛样,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最后,仇老师向大家介绍了《旧五代史》点校本的修订情况。在原校记1706条的基础上,此次修订新增校记2195条,合3901条。

仇老师指出,此次校勘致力于恢复清辑本的面貌,而非恢复薛史的原貌,但在具体操作上也略有微调:一则《周太祖纪》与王姓诸人传部分,《大典》原卷存,因而此次出校的尺度就较宽,偏向于恢复薛史的原貌。二则《梁太祖纪》部分主要据《册府》明本辑补,此次但凡《册府》宋本文字优长于明本者皆一一出校。三则小注部分引用的《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及其他公私文献的原书都尚存,此次亦据原书校勘。

仇老师还向大家介绍了此次修订中遵循的其他原则:一则重视邵本的本文,但考虑到邵本校多以意改动,故对其校语持谨慎态度,一般不单独作为改字或出校的依据。二则对于清人失辑的《大典》、《通鉴考异》中的薛史佚文,一般不补入正文,而是以校记形式插入各相关条目下,方便研究者利用。三则对于清人辑佚过程中的手脚尽可能地加以揭示,并对影库本粘籖伪造书证的情况加以揭示与利用。四则校正史实的校记,不改字,而标识史源以示区别。五则一般不单据石刻文献改动传世文献。

讲座的第二部分是围绕《新五代史》点校本的修订工作展开的。

首先,仇老师向大家介绍了《新五代史》本身的情况。《新五代史》问世后极为流行,存世版本众多。就版本系统而言,南宋庆元五年本(庆元本)虽为俗本,但百衲本据其影印,此后大为流行;宋甲本与宋乙本刊刻精美,不幸散佚较多;由不明宋本衍生出的元大德年间铅山州宗文书院刊本(宗文本)文字优长之处较多,是为明清两代诸通行本的祖本(明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汪文盛本、清殿本);宋丙本由杨守敬得于日本,清刘世珩影刻宋本即以之为底本。

继而,仇老师向大家介绍了老一辈学者点校《新五代史》的基本情况。《新五代史》的校勘工作最初由陈垣先生和柴德赓先生负责,后转入华东师范大学,但具体工作情况不明。从已影印出版的《柴德赓点校新五代史》来看,总体上因袭了柴德赓先生的工作。就校勘方法而言,老一辈学者点校《新五代史》时不主一本、择善而从,除以百衲本为底本外,基本上以明清以来常见版本为通校本,未广泛利用存世宋元本。全书校记较少,仅有158条,且多为校正史实错误。从当时整理的情况来看,尽管复旦、华师大同在上海,但新旧《五代史》整理本之间的直接工作联系较少。

最后,仇老师向大家介绍了《旧五代史》点校本的修订情况。此次修订在老一辈学者的基础上增加到了1261条校记,并抽换了所有的底本。就校勘原则而言,一则采用严格的底本式校勘,基本坚持无版本不改字的原则,保留欧史的原来面貌;二则对于欧阳修改写《旧五代史》等史源文献致误处,酌情处校记说明。

讲座最后,仇老师结合自己的校勘经历谈了对于四校法的若干反思:传统的四校法所追求的理想情况(存在多个不同版本系统的宋元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其中的本较法也存在着危险,因为同本史书的不同部分很可能具有不同的史源。就此仇老师以为,当今在进行校勘工作时还须多多思及陈垣先生对于史源学的强调,并且做好同史源校勘与非同史源的校勘。

讲座结束后,仇老师热心回答了在座老师、同学的提问。最终,讲座在老师、同学们热烈的鼓掌声中顺利结束。仇老师治学严谨,亲身参与了新旧《五代史》点校本的修订工作。听过讲座,同学们都多有获益。

(撰稿及供图:施俊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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