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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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硕教授到访我院
发布时间: 2017-05-27  

2017524日至26日,加州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历史学会会员、美国华人历史学会理事(2010~2014)、美国太平洋亚洲史学会分会理事(2014~ )王硕老师到访我院,并在后主楼1932B以“清代旗人文献与旗人文化研究”为题作系列学术讲座。本次系列讲座由我院周少川老师主持。

第一讲题为“美国的满族研究及对旗人文化的关注”,于5249时至12时举行。

王老师首先指出美国学者在进行满族研究时常将“满族”与“旗人”混用,然而二者其实是两个不完全等同的概念:旗人(1601~1924)是一个历史产物,由满洲八旗、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组成,在血缘上包括满人、蒙古人、汉人以及少部分的其他人群(如达斡尔人、俄罗斯人等)。清人“但问旗民,不分满汉”,旗人与民人的区别在于制度上的在旗与不在旗。近代以降,西方以血缘为区分标准的民族概念传入中国,进而出现了今人所熟知的满汉之分。换言之,今人所言的满族大多可以被划入清人所言的旗人,但清人所言的旗人未必是今人所言的满族,也可能是今人所言的汉族、蒙古族等等。王老师继而指出,倘若将研究框架定为清代,研究对象便是旗人、而非仅限于今人所言的满族,尤其是在使用“满族文化”一词时,其实是指旗人文化。

王老师接着向大家介绍了近二十年来美国清史的倾向。以柯娇燕、罗友枝、欧立德、路康乐等学者为代表的“新清史”学派于近二三十年兴起,他们关注满族的形成及族群认同,热衷于使用满文档案,致力从满族的视角审视清朝。不过“新清史”学者存在着概念不清的问题,他们受到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影响,将以血缘为区分标准的“满族”一词套用到了清代的旗人身上,结果将作为现代概念的“满族”与作为历史产物的“旗人”混为一谈。此外,“新清史”学者在史料的运用上也存在着局限性,他们大多使用官修正史与档案,较少触及方志,几乎不用清人的家谱、年谱与笔记小说。

第二讲题为“历史档案、家谱年谱和文学作品对旗人研究的意义”,于52518时至21时举行。

王老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爱新觉罗宗谱》、《大清缙绅全书》与《燕行录》三种文献的大致情况。前两种是档案性质的文献,具有相对的客观性;后一种则是大部头的文献汇编。

《爱新觉罗宗谱》是清朝皇族的族谱,原名《清代玉牒》,清代灭亡后才改作此名。《宗谱》自顺治十八年始,至光绪三十三年止,共修纂27次(一说26次),皆为抄本;民国年间又修纂过2次(1922年、1936年),皆为铅印本。就出版情况而言,学苑出版社于1998年影印过31册的《爱新觉罗宗谱》,北图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也收录有该书。此外,1982年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购买过该书的缩微胶卷。

《大清缙绅全书》是记载官员人事变动的季刊,乃是《爵秩全览》、《爵秩新本》、《缙绅新书》、《职官录》、《中枢备览》等一系列书籍的总称。该书作为官员的花名册与履历表,清代的待选与现任官员都用它查询任官信息。该书多为坊刻,至于清末方有官刻。就出版情况而言,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1984年出版了微缩胶卷版的《大清缙绅全书》,收书97种,上起乾隆二十二年,下至宣统三年;清华大学图书馆于2009年经大象出版社出版了120册的《清代缙绅录集成》,收书208种。此外,日本方面已将所藏的《搢绅全书》上传网络。

元明清三朝,朝鲜使臣留下了大量记载出使中国经历的日记、游记、杂记、诗词与奏疏,而《燕行录》便是上述文献的汇编。根据现有的资料统计,该书记事上起元至元十年,下至清光绪十六年。北大漆永祥先生估计目前存世的《燕行录》有千余种之多。就出版状况而言,韩国成均馆大学先于1960年出版了2册的《燕行录选集》,收书60种,而后又于2008年出版了3册的《燕行录选集补遗》;韩国东国大学校先于2001年出版了100册的《燕行录全集》,收书380种,而后又于2008年出版了50册的《续集》,收书107种;日本的夫马进、林基中编辑出版了3册的《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篇》,收书33种;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了30册的《韩国汉文燕行文件选编》,收书33种。

王老师接着向大家举例介绍了上述三种文献的使用方法与史料价值

《爱新觉罗宗谱》是查找宗室人物信息最常用的工具书。就史料价值而言,通过该书可以研究爱新觉罗各支系的平均寿命、家庭规模、出仕与婚姻情况,尤其是在家庭规模方面,《宗谱》还是研究清皇室人口发展的唯一材料。王老师还特别提醒大家,该书作为抄本或有讹误之处,例如该书“爱新觉罗敦敏”条云“四十七年十一月因病告退,乾隆卅七年壬辰四月初八子时卒”,其告退之年竟晚于卒年,显然其中“乾隆卅七年”的记载有误。

《大清缙绅全书》可用于查找、核实官员信息,并且提供了研究清代政治结构的素材。就后者而言,王老师曾以乾隆二十二年、咸丰元年与光绪二十九年为例,用该书统计过六部官吏与直隶、云南守令中旗人与民人的比例,发现京官旗民比例大约是8:2,地方官的比例则正相反。

《燕行录》内容相对真实,行文忌讳较少,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王老师以为,我们可以利用该书印证正史所载,补充史料不足,并且纠正各类假想:其一,时人大多讳言旗、民官员职权与待遇上的不同,而朝鲜使臣则无此忌讳。徐文重《燕行日记》揭示出了康熙朝“凡事皆决于清人(旗人),而汉人只主文书”,李濬《燕途纪行》反映了顺治朝重要礼仪皆仰仗旗官的实况,崔德中《燕行录》与郑元容《燕行日记》分别反映了康熙朝与道光朝旗官主掌经济大权的事实。其二,《燕行录》反映了满语的衰落过程。康熙朝“朝廷上皆用清语”(崔德中《燕行录》),但18世纪以后满语日趋衰弱,嘉庆朝已是“闾巷则满汉皆用汉语,以此清人后生者多不能通清语”(徐长辅《蓟山纪程》)。其三,《燕行录》反映了清代旗、民风俗与服饰的融合。据洪大容《湛轩燕记》记载,乾隆朝山西贡生邓文轩已对清代的辫发衣冠“自幼习以为常,颇觉其便”,而李押《燕行记事》则反映了乾隆朝“满洲礼”与汉礼的混合。其四,《燕行录》保存了许多关于清代妇女、婚姻的史料。例如崔德中《燕行录》对于康熙朝辽东旗人妇女的服饰多有记载,而李押《燕行记事》则对比了乾隆朝“汉女”与“胡女”(旗人女子)的足履之异。至于婚姻方面,《燕行录》多指出清朝并不禁止旗、民通婚,但通婚的情况仍较为罕见,道光朝金景善的《燕行直指》就指出“汉人羞与(旗人)为婚,而近则或有互婚者”。

第三讲题为“重新评价旗人文集的史学价值:以《红楼梦》与《四松堂集》为例”,于52614时至17时举行。

王老师从为何选用《红楼梦》与《四松堂集》作为研究对象谈起。王老师指出,两书的作者(曹雪芹、敦诚)皆出身旗人,而他们所生活的乾隆年间正是旗人文化形成的时期,因此可以通过研究这两部文献来了解当时的旗人生活与旗人文化。

第三讲的第一部分围绕《红楼梦》展开。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1715~1763)是正白旗包衣旗人,相传其后40回是由出身汉军八旗的高鹗续成。该书的版本有120回的“程本”(刻本)与80回的“脂本”(抄本)两种,后者自1927年以降相继为胡适先生所获,各本长短不一,短则16回,长则80回,并多附有红字批注。王老师推测,脂本虽然固有伪造者,但大部分应是曹雪芹写作过程中传抄给友人阅读的抄本,而其上的红字批注则应是曹雪芹的友人所作。

红学家对于《红楼梦》的论断不一:胡适先生以为该书是作者的自传,冯其庸认为该书致力于反封建制度,蒋和森认为该书是反封建礼教的女权主义作品。而王老师则试图从旗人文化的角度解读该书。王老师也承认,由于曹雪芹对于书中人物的身份并无明确说法,也有学者认为《红楼梦》是旗人创作的汉人故事。不过王老师以为,考虑到古人的的纪实风格,以及曹雪芹在文中偶露的“马脚”(满语词汇、满人饮食、贾府锡爵、元春入宫等),该书应是一部描写旗人生活的小说。

关于《红楼梦》的文献价值,王老师以为,一则可以利用该书印证和补充史料。例如贾宝玉不读科举之书的情节印证了旗人较之民人具有不同的仕途,贾府子弟日常射箭的情节印证了乾隆时旗人子弟依旧延续着习武的传统,书中男子女性化、耽于安逸、不思进取的表现补充了旗人生活与旗人文化方面的史料,贾宝玉婚姻由母亲做主、邢夫人出嫁后对娘家财产依旧有支配权等情节则印证了旗人妇女异于民人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二则可以挖掘《红楼梦》的成书与流传情况。例如王老师通过研究“脂本”上的批注,得知曹雪芹的社交圈呈放射状,依次为兄弟、亲戚与旗人,而鲜有民人。三则可以通过《红楼梦》了解清代上层旗人的文化生活状况。王老师指出,他们是标准的有闲阶层,而乾隆时期的文化旗人大多通过作诗、戏剧与小说创作等方式相互结交。

第三讲的第二部分围绕《四松堂集》展开。

《四松堂集》是爱新觉罗敦诚(1734~1791)的诗文集,篇幅5卷,依照时间顺序编成。该书最初为抄本,在作者敦诚死后五年的嘉庆元年(1796)方有刻本问世。最初研究该书的学者是胡适先生。该书作者敦诚是努尔哈赤的六世孙、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十四岁时过继给了无后的叔祖父为嗣。敦诚曾七次谒见乾隆帝,历任笔贴式(七品,5年)与太庙献爵。乾隆三十七年,其叔祖母去世后敦诚继承了大量的遗产,因而辞官过起了赋闲的生活。

王老师指出,乾隆年间战事渐少,旗人因而转型,旗人文化也在此期间产生。而敦诚的诗文创作贯穿乾隆一朝,正反映了当时的旗人生活:一则《四松堂集》反映了乾隆年间旗人从有所为到无所为的心理转变。例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敦诚之父赴山海关任职,敦诚随行期间多有“但得多钱压酒囊,不愿人间好官职”、“君行饮马长城窟,慎勿心热封侯职”一类的抱怨,乾隆二十七年(1762)更是以“平生文字饮,好友相讨论。於焉度日夕,荣名何足宝”的诗句体现了自身对于赋闲生活的向往。二则《四松堂集》反映了乾隆年间部分旗人男子脆弱、伤感、女性化的情感世界,例如敦诚曾与朋友就永?生白发一事唱和作诗十余首。三则《四松堂集》反映了敦诚由家人(敦敏)、亲戚(宜孙、宜兴)至宗室(永?、永忠)、旗人(曹雪芹、璞庵)、民人(杨玉琢、周于礼)依次展开的交际圈。四则《四松堂集》反映了乾隆年间旗人的汉学造诣。王老师指出,乾隆以前,旗人中已经出现了以博尔都、塞而赫、文昭、纳兰性德为代表的一批诗人,至于乾隆时期,旗人中的诗人愈来愈多,尤其是在宗室中渐渐形成了“宗室诗派”。

每次讲座结束后,王老师都留出充足的时间热心回答了在座老师、同学的提问。最终,本次系列讲座在老师与同学们热烈的鼓掌声中顺利结束。王老师学识渊博、观点新颖,同学们都从此次的系列讲座中获益匪浅。

(撰稿及供图:施俊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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